去工业化导致传统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，底层民众和中下层阶级成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“失利者”。

与此同时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，最富有1%的人群掌握了全国超20%的财富，而底层50%的人口仅拥有不足5%的财富。

在住房、医疗（NHS）等公共服务濒临崩溃的背景下，部分本土民众将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外来移民，认为移民挤占了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。这种由经济焦虑引发的被剥夺感，为极右翼势力将移民作为社会矛盾“替罪羊”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

其次，政治体制危机与主流政党的议题操弄加剧了社会极化。脱欧公投不仅重创了英国经济，更导致了社会与政党内部的严重对立。

传统两党制根基动摇，主流政党为争夺选票，在移民问题上竞相采取强硬立场，甚至主动操弄排外议题，导致社会中间地带萎缩。

这种政治上的推波助澜，使得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（如英国改革党）迅速崛起。这些政党以“本土主义”和“反建制”为旗号，将反移民、反全球化作为核心诉求，甚至提出以“血统与出身”界定英国身份的极端主张。当极右翼的排外言论从边缘走向主流公共讨论时，必然引发坚守多元文化主义的反种族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弹，双方在街头形成零和博弈的对立态势。